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纺织的起源

发布日期:2019-09-19 作者: 点击:

纺织是一种服务于人类穿着的手工行业,纺纱织布,制作衣服,遮丑饰美,御寒避风,防虫护体,大约便是纺织起源发展的重要动机。古史传说中国先民是从“不织不衣”、“而衣皮苇”,然后演变到“妇织而衣”。这种传说是与穿着文化的发展规律相吻的。

    据考古资料,中国纺织生产习俗,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见萌芽,距今约 2 万年左右的北京山顶洞人已学会利用骨针来缝制苇、皮衣服。这种原始的缝纫术虽不是严格的纺织,但却可以说是原始纺织的发轫。而真正纺织技术和习俗的诞生流行当在新石器文化时期。

   《易系辞》:“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,所谓衣裳,便是指用麻丝织成布帛而缝制的衣服。这则记述反映的正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纺织业诞生,麻、丝衣服开始出现并流行的真实情况。甘肃秦安大地湾下层文化出土的陶纺轮,表明原始的纺织业在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便已出现,距今已有 8000 年左右的历史。新石器时代中、晚期,原始纺织业开始呈现欣欣向荣、日新月异的大发展趋势。全国各地文化遗址普遍可见到与纺织有关的遗物,其中,最为重要者有下列诸例:

   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,距今年代近 7000 年。曾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发现刻划蚕纹四条,并发现苘麻的双股线痕迹和出土了木质纺车和纺机零部件。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,距今约 6000 年。发现迄今最早的葛纤维纺织品,实物是用简单纱罗组织制作,经线以双股纱线合成的罗地葛布。

    1926 年,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经人工割裂过的“丝似的、半个茧壳”,这是迄今最早的蚕茧实物,距今约 5000 多年。

河南郑州青台遗址,距今约 5500 年。发现了粘附在红陶片、头盖骨上的苎麻、大麻布纹和丝帛残片,同出十多枚红陶纺轮。其中丝帛残片是迄今最早的丝织品实物。

    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,距今 5400 年,1980 年出土两件陶塑蚕蛹,这则是迄今最早的陶塑蚕蛹。

    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,距今 4700 年。除发现多块麻纺织技术较草鞋山葛布先进的苎麻布残片外,还发现了丝带、丝绳和丝帛残片。从丝织品编织的密度、拈向、拈度情况看,钱山漾的缫丝、合股、加拈等丝织技术已具有相当的水平。

    以上实例情况说明,麻织和丝织的技术与习俗,在新石器时代中、晚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均已获得迅速的发展和流行。尤其是草鞋山罗地葛布的发现,证实了传说的“五帝”时代即新石器时代的确存在“夏日衣葛”的习俗。

    《左传哀公七年》:“禹合诸侯于涂山,执玉帛者万国。”帛即丝织品,万国持有丝织品,其语虽未免有些夸大,但却反映了禹时及夏朝的丝织习俗的盛行。《帝王世纪》:“未喜(妹喜)好闻裂缯之声而笑,桀为发缯裂之,以顺适其意”,夏桀王为讨好妹喜而撕裂的缯,便是指丝织品之一种。《管子?轻重甲》:“昔者桀之时,女乐三千人……无不服文绣衣裳者。”这种“文绣衣裳”,自然非丝织品而莫属,以此足见夏代丝织业之发达和丝织习俗之流行。有关夏代的纺织情况,在考古发掘中也有所表露:

    1960 年,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铜铃上,粘附有一层纺织物痕迹,经发掘者观察认为是麻布痕迹。

    1980 年,二里头遗址Ⅲ区发掘的二号墓中的一件玉圭,在刃部和顶端都粘附有麻布残迹。

    1981 年,二里头遗址墓葬出土的兽面铜牌和一件铜铃上,也都发现麻布痕迹。

    以上考古发现表明,夏代除了流行如文献传说的丝织业外,在社会的中、下层,恐怕主要是流行麻葛类纺织习俗。

    商朝的纺织,至少已有丝织、麻织、毛织、棉织等等。

    商代的丝织,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录中,已有充分的反映。甲骨文已见桑、蚕、丝等字,桑字如桑树的象形,商代已种植桑树,这是没有疑问的。种桑是为了养蚕,蚕字也是蚕虫的肖形。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曾发现过半个蚕茧,浙江河姆渡牙雕盅上也见蚕的刻划图形,郑州青台、浙江钱山漾发现的丝织品,均说明新石器时代的养蚕习俗存在当确凿无疑,养蚕习俗至商朝更加盛行,这是合乎常规的继承发展,说商代养蚕业十分发达,这也应毫无疑问,殷墟考古发现的玉蚕即是一有力的佐证。养蚕是为了抽取蚕丝,抽取蚕丝后便可以进行丝织,甲骨文的丝字,是两束缠绕好的抽丝象形。桑、蚕、丝是丝织的前提,种桑、养蚕、抽丝技术的发生与发达,使商朝的丝织业也取得了空前发达的成就。《说苑?反质篇》说:殷纣王“锦绣被堂……非惟锦绣、絺、紵之用邪!”《帝王世纪》也说:殷纣王时“妇女衣绫纨者三百余人”,此两则记述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商代丝织的发达情形,考古发掘也证实了商朝的丝织已达到品类繁多、精益求精的阶段。如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发现的粘附于青铜器上的丝织物,就包含有平纹纨、皱纹縠、绞经罗、菱纹绮等等;殷墟妇好摹铜器上粘附的丝织品有纱纨(绢)、朱砂染色帛、双经、纬缣、回纹绮等;武官大墓三件铜戈上也发现绢帛痕迹,殷墟其它地点的墓葬也经常发现有丝绳、丝带和覆盖尸体的丝帛片等,在传世的商代铜器上,也见发现花绮的报道。

    商代的麻织,由于更具有广泛性、大众性,故其发达情况亦丝毫不逊于丝织。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苘麻痕迹和纺车等,说明麻织业在中国渊源甚早。商代麻织品的发现,已见于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和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等,这些发现共同表明,商代麻织的技术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。

商代的毛织,主要见于新疆哈密五堡遗址,该遗址出土的毛织品,有平、斜两种组织,并用色线编织成彩色条纹的罽,表明毛织技术已具一定水平,遗址年代在公元前 13 至 14 世纪,距今约 3200 年左右,相当于商代晚期。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也曾在麻织品的夹杂中发现一根羊毛,经鉴定属山羊绒。这些发现表明,中国毛织的技术与习俗,至少在商代便已出现。

    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葬中曾出土有青灰色棉布,经鉴定是联核木棉。武夷山船棺葬的年代与前述新疆哈密五堡大略相同,故木棉纺织的技术与习俗据此而知,大约在商代晚期亦已发生。

人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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